讓正義如河水，永不止流：菲律賓人民力量革命38週年紀念側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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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阿吉納爾多營人民力量革命紀念館展出戒嚴受害者資料。1986年2月22日在天主教會號召下，數百萬菲律賓人齊聚乙沙大道（EDSA）抗議，並以自身抵擋軍隊；25日推翻執政20年的老馬可仕，事件也被稱爲「人民力量革命」。 圖／歐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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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的最後一個週末，距離馬尼拉北方約250公里的高地城市碧瑤，吸引了數萬名遊客前來參加一年一度的花卉節（Panagbenga）遊行，其盛況光從民衆在遊行前夕深夜即開始於街道旁佔位的行爲便可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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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瑤花卉節的慶祝活動長達一個月，除了前述的遊行之外也有各種競賽和表演。基本上這是當地政府於1990年碧瑤大地震之後，用以振興地方經濟的重要手段之一。雖然當地人常常表示那是過度觀光化的產物，也時常抱怨花卉節期間由外地人帶來的交通與污染問題，不過它卻在今日成爲這個區域的原住民族得以展示其文化存續成果的重要活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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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就在地方的媒體版面幾乎完全都被花卉節佔滿的同時，遊行的這幾天其實也正好是菲律賓人民力量革命（EDSA Revolution）的38週年紀念。值得一提的是，現任總統小馬可仕於2023年下半年宣佈取消該紀念日爲國定假日，引發菲國民衆一陣譁然。
人民力量革命是菲律賓人民於1986年推翻時任總統老馬可仕的政治事件。在老馬可仕執政20年（1965-1986年）的期間，許多人批評其獨裁、戒嚴及侵害人權等手段，即便也有些人主張那是菲律賓本土化及大興基礎設施的黃金時代。
幾十年後，在菲國人民仍然尚未對這段歷史的評價有共識之前，他的兒子小馬可仕於2022年以超過五成的得票率當選爲菲律賓總統。由於人民力量革命紀念日直接與小馬可仕父親的歷史定位有直接的關係，取消紀念日無疑讓異議者認爲是一種當局嘗試篡改歷史的手段。
小馬可仕2018年參加碧瑤花卉節時進行致詞。 圖／Twitter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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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瑤花卉節是原住民族得以展示其文化存續成果的重要活動之一，圖爲2024年的花卉節表演。 圖／Panagbenga : The Baguio Flower Festival臉書
有鑑於此，一出名爲《Macli-ing》的舞臺劇於2023年底在菲律賓大學碧瑤分校的體育館演出。劇名其實指的是Macli-ing Dulag這位原住民族領袖，他在1980年因爲領導北部山區的一個反水壩抗爭而遭到軍人殺害，該事件及其後續引發的政治效應則被認爲是菲律賓戒嚴史的重要轉捩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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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爲在他身亡之後，媒體與社運人士得以藉此動搖輿論對老馬可仕政權的態度，甚至成功吸引了國際社會的關注，最後使得其抗爭的水壩計劃得以擱置。這使得Macli-ing與其所代表的北部高地原住民族羣，在過去幾十年的時間裡，時常會被看作是菲律賓社會裡不畏強權的化身。
事過境遷，不若他的父親不爲這個區域的人所喜愛，小馬可仕於2022年大選囊括了當地大多數的票源。而小馬可仕最強勁的對手——代表自由派陣營的萊妮・羅貝多甚至只在Macli-ing的家鄉拿到個位數的選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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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說，這是因爲在那之後Macli-ing的家鄉一直都無法好好發展起來。也有人向我表示，其實是因爲自由派的政治人物在人民力量革命以後所宣稱的願景於這幾十年間倘若泡影。不論是什麼樣的原因造成這樣的結果，《Macli-ing》這齣劇的演出彷彿是異議人士嘗試要大家不該忘卻歷史教訓的振聲呼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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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原住民領袖Macli-ing Dulag在1980年反水壩抗爭中遭到殺害。 圖／Bantayog ng mga Baya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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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菲律賓大學碧瑤分校體育館演出的舞臺劇《Macli-ing》，述說原住民領袖Macli-ing Dulag的故事。 圖／Macli-ing臉書
▌革命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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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近人民力量革命紀念日的過去幾周裡，一些碧瑤的住民試圖透過其他方式紀念和討論那段歷史，以及之後其所延續下來的政治遺緒。獨立書店Mt. Cloud Bookshop便將其每月固定一次的open mic活動主題訂爲「記憶革命⋯⋯」，當天吸引了將近30多位民衆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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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小小的書店裡，一名男子和我們分享了他母親的革命記憶：他的母親在人民力量革命期間，是捧着肚子裡的他在大街上和羣衆一起奔跑着，並且想像着自己孩子的未來將會是多麼地不一樣。也有人是拿着事先就準備好的詩選，朗誦那些詩人對當年人民力量革命的觀察或想望，另外一些人則選擇談的是在更早之前、殖民時期由菲律賓人所發起的革命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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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離書店不算遠的地方，由菲律賓著名的國寶級藝術家奇拉・塔西米克所建的獨立電影院Balanghai ni Ikeng，也在二月每個週末的下午都有免費的電影放映會及映後座談。在這些免費的放映會之中，有幾部電影的播映是和藝術家、文化工作者所推行的「記憶計劃」（Memory Project）共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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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計劃其實早在2018年便已經開始運作，這些人有鑑於當時的杜特蒂政權大舉進行法外處決，又或者是將異議人士貼上共產黨、叛軍等標籤來妖魔化，於是決定要透過行動讓慢慢在菲律賓社會不被記得的歷史和被迫噤聲的異議聲音得以保存，進而於各地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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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力量革命32週年紀念活動。 圖／歐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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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力量革命紀念館中有關老馬可仕的視覺展演。 圖／歐新社
這些年來，推動「記憶計劃」的社運人士開始與衆多組織與單位合作，使得整個行動同時也在部分體制內的機構裡慢慢發酵。疫情期間，這些保存記憶的行動更是跟着轉往線上。尤其在2022年總統大選投票前夕，多名藝術家、電影工作者跟着一起響應，紛紛在各自的社羣媒體免費分享他們紀錄或反思戒嚴時期的作品，爲的就是希望能夠讓社會大衆重新喚起幾十年前的異議人士、一般大衆的記憶，包含他們因而面臨的教訓。
有趣的是獨立電影院Balanghai ni Ikeng在過去一個月之中的選片。其中一部像是由加拿大導演Nettie Wild所拍攝的紀錄片《A Rustling of Leaves: Inside the Philippine Revolution》（1988），另外還有一部由菲律賓獨立影視媒體「亞洲視野」（AsiaVisions）以多個不連貫的短片重新剪輯、製作而成的《Fragments》（1991）。簡單來說，這兩部作品談的都不是老馬可仕執政的戒嚴時期，反倒是老馬可仕垮臺以後、新政權之下的社會動亂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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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任《Fragments》映後與談人之一的社運工作者Joanna Cariño便表示，不少當地原住民對人民力量革命的經驗與體悟，都是在革命之後纔開始的。一些受到老馬可仕政權倒臺感召，而從碧瑤和山區其他省份去到馬尼拉的人們，在人民力量革命將近一週年之際，遇上了警察開槍掃射農民抗爭者所導致的「曼迪歐拉大屠殺」（Mendiola Massacre）。
「想像所有人都在街上因逃命而狂奔，而我們之中有許多人甚至在馬尼拉是根本人生地不熟，這樣到底是要逃去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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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anna說。「很多原住民就是經歷了這些，然後再把故事帶回來告訴大家，使得人們得以重新認識到人民力量革命之後的社會景況。」Joanna接着表示，像她這樣的原住民戒嚴受害者，原本多半認爲好不容易在獨裁政權的高壓統治下努力地活了下來，不料更多的歧視、攻擊和屠殺卻都是在人民力量革命之後纔再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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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是她這樣的經驗，隱約呼應了《A Rustling of Leaves》片中，在革命之後即便想投入議會選舉卻又不斷遭受更猛烈生命威脅的前新人民軍（New People’s Army）首腦Kumander Dante的境遇。與此同時，電影與後續的座談也彷彿讓觀衆得以更進一步的理解，當年決定在革命後繼續抗爭，或甚至留在地下組織行動的菲律賓人的處境。
「那麼，屬於人民力量革命的精神到底是什麼呢？」Joanna問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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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馬可仕於2022年的總統大選狂勝之後，我感覺菲律賓的異議人士在敘事上所強調的重點似乎有些微的不同。即便老馬可仕所留下的政治遺產仍是他們批判的對象，人民力量革命之後歷任政府所造就的問題更是進一步的在這樣的紀念日被凸顯出來。雖然並非完全新的觀點，不過在人民面對持續由政客與軍警把持的社會條件之下，人民力量革命的精神或許是人民既然能夠把過去的獨裁政權給推翻掉，也將應該且同樣有能力讓不適任的人不再有機會掌權纔是。
Joanna也強調，人們應該要更加重視地方的經驗，不是隻看見馬尼拉敘事下的歷史，這才能真正由草根看見人民力量革命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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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乙沙大道抗議參與抗議的示威者。 圖／歐新社
▌歷史、記憶與詮釋權：菲律賓的當代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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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別於實際經歷過戒嚴時期的Joanna，《Fragments》映後座談的其他與談人多半年紀尚輕。而呼應着《Fragments》有意識的將影像、音樂和詩歌等元素重新拆解或組合爲敘事的嘗試，其他人分享了他們各自是如何面對這些年來菲國社會因歷史、記憶與詮釋權所造成的難解課題。
他們回到「記憶計劃」所帶給他們的啓發，也就是將記憶給具象化、物質化的工程，強調這些該是異議者應當要佔據，甚至是奪回的「空間」。尤其在菲國政府於2018年成立打擊國內共產勢力的NTF-ELCAC（National Task Force to End Local Communist Armed Conflict），又於2020年通過《反恐怖主義法》（Anti-Terrorism Law）之後，社運人士表達異議的空間可說是越來越緊縮。
「抵抗並不會在詩作裡頭終結。」
於菲律賓大學碧瑤分校任教的L. A. Piluden這麼說。他分享了過去自己曾對同儕的抗爭行爲無動於衷的過往，直到他開始讀到了前人因抗爭的經驗而寫下的內心獨白，因而開始學着理解這一切。
圖／Bantayog ng mga Bayani 原住民領袖Macli-ing Dulag死後，妻子SAMUN和家人在家鄉Tinglayan住所外掛起標語，呼籲爲丈夫討回正義與公道。
而與「記憶計劃」實際上曾有過合作關係的Decca Lumanglas和Anna de Guia-Eriksson，也接着分享了他們各自如何面對記憶、歷史和政治之間不穩定，甚至彼此競逐的關係。前者透過在菲律賓大學迪裡曼分校藝廊的工作，看到了藝術創作者是如何運用他們在創傷之後的哀傷與憤怒情緒，化作在創作中具體前進的行動力量。還有後者藉由經營碧瑤當地的電影社團Filikino，尋求各種播映電影或是發掘影像檔案的機會，也不斷創造與觀衆連結、對話和合作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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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只是涓涓細流，也都帶有改變、推進這個社會的一點可能性。也正是因爲如此，忘了是與談人其中的哪一位，把《Fragments》片中的一句詩再拿出來強調了一遍，彷彿做爲是紀念人民力量革命的一個小小注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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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在離開了影院之後，我注意到社羣媒體上全是菲律賓的友人在轉貼碧瑤花卉節遊行的一張照片。照片裡，走在遊行隊伍最前頭的幾個人拿着一個寫着「百花齊放」（Let A Hundred Flowers Bloom）的標語。在菲律賓，不少人看到這句話都會直接聯想到1950年代中期毛澤東在中國推行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政策（Let a hundred flowers bloom; let a hundred schools of thought contend.）。
對於一些菲國的社運人士來說，他們現在可能隨時都會因爲政治表態而被貼上恐怖份子的標籤。也因此，這句話在他們的理解之中，重要的是所有的思想都能夠自由的爲衆人所分享，而最後人民會理解到真正最適合他們的路線是什麼。不得不說，就在菲律賓不少左派人士仍堅信着毛派社會主義路線的同時，在人民力量革命紀念的日子裡，這個標語在花卉節的出現顯得有些耐人尋味。
左圖爲人民力量革命紀念館。右圖爲碧瑤花卉節遊行隊伍裝寫着「百花齊放」的標語。 圖／歐新社、Twitter（X）
